编者按：北京睿库专门从事贸易便利化研究工作，WTO《贸易便利化协定》自然是重点研究对象。但不曾想到，中国是这一协定的倡议国，中国海关又是这一议题的发起机构，而更加让我惊叹的是中国海关的这个提议竟然源自我经贸大的师姐尹利群。尘封的往事不应被遗忘，毕竟这是中国经贸领域，乃至中国在国际舞台的一项重大突破。

新年伊始，睿库决定将尹利群爱人马晓野的纪念文章作为《我的海关岁月》首发稿推送，以此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

巾帼不必让须眉，漫展宏图自本真

         尹利群的海关岁月追记    

尹利群离开我们有段时间了。作为她的大学同窗，事业的同行者和夫君，觉得该写点什么，记录下她职业生涯中鲜为人知的点滴，让更多关心她的人了解她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

1982年，尹利群刚到海关总署关税司，便接受了翻译GATT（WTO前身）正式文本以及将旧中国政府于1948年做出的157项关税减让与当时的实施税则作税率比较两项任务，开始参与WTO国际事务。

 1986年，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使团大使钱嘉东让她陪同拜访GATT总干事，正式递交了中国“复关”申请并随即投入唇枪舌剑、抗辩激烈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谈判中。

   谈判分为四个阵营：发达国家为A组，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是B组，发展中国家是D组。中国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启动，体制上既类似东欧计划经济，又是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本想参加发展中国家D组，可是各方都不同意，最后独自成为“C”组。

    联合国贸发会议是发展中国家努力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战场，明争暗斗十分激烈。以石油为武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往往用”多数暴政“的投票机制，占据了贸易与发展领域的道德制高点，通过了大量的决议。尽管这种方式执行乏力，最终沦为空谈，但发达国家不肯成为道德被告，在每一个议题上都竭力抗争。对外周旋，逐字逐句地讨价还价是尹利群的日常工作。

    中国是独立的”C“组，举行”四方“小范围磋商必须有代表出席。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争辩成了家常便饭，有时还得按下”停止时钟“等待国内的批准电报。

   尹利群性情沉静，与世无争。但是在几年的外交生涯中，她硬是练就并不时展现出与自己性格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成为关键问题上警觉难缠、锱铢必较的厉害角色。 

   当时，联合国还没有禁止在会议室吸烟的规定，“四方“代表在万国宫的小会议室中熬夜时，香烟、雪茄是男人们的提神剂。中方代表团领导做过正式发言之后，在小会议室内跟进磋商和谈判进展就落在尹利群身上。有时候男外交官们也会不约而同地拿出烟，互相对视一下再看一看尹利群，然后蜂拥到走廊里吞云吐雾。此时，尹利群总是要招呼一声：你们要是谈问题就在屋里谈啊，这可是四方磋商。

      1988年，在日内瓦莱蒙湖畔，她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前总干事奥利维尔•朗所著的《GATT多变量贸易体系的法律及局限》一书并由展望出版社出版。

   期间，广场协议刚刚签署，她遍访联合国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学者，积累了相关知识，于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核心刊物《世界经济》上发表了有关判断世界汇率走势的文章，成为国内该领域资深专业人员之一。

  尹利群运用长期以来练就的观察能力，形成了一个基本思路：中国第一次以完全的成员资格参加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应该提出自己的议题，同时认为，在贸易便利化问题上，各方的共同利益点最多，谈判达成协议的前景较好，“贸易便利化”应该成为中国议案。

   为此，她和总署相关职能司局积极商讨并取得一致意见后正式向总署决策班子提出将贸易便利化作为谈判议题的建议并最终成为中国议题。部际协调牵涉诸多部门，为此，她竭尽全力开展协调沟通，被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评价为：具有一流的专业能力和创新精神。

   多哈回合谈判开始，由时任商务部部长吕福源为总牵头人，农业部长杜青林和海关总署代表尹利群组成的谈判组分头把口，稳扎稳打，促使谈判一步步推进。

在WTO接受了“贸易便利化”作为中国议题纳入谈判范围后，尹利群接受总署领导委托，面向全国海关，以公开招考、遴选，组建了一支年轻化的WTO谈判队伍，言传身教，为海关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国际谈判经验，有理想有水平的涉外人才。

   多哈回合诸多议题，经过十几年的艰苦谈判大多无奈夭折，唯有中国提出的“贸易便利化协定”议案于2014年底正式签署，成为多哈回合仅存的一枚硕果，它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提议并最终成为国际经济法的成功案例。

   消息传来，病榻上的尹利群泣不成声，欣慰地说：“我这一辈子在海关国际谈判上的努力，到此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